事实上，如前文所述，行政程序（含行政复议）中可补正的行政行为程序瑕疵，与行政诉讼中可确认违法的行政行为程序瑕疵存在高度重合的适用情形。

财政民主的基本含义就是财政的议会主义，即由议会主导财政决策。这些设施不针对特定公民而设，但亦是社会权的保障所需。

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公平是核心、是根本目标，效率是手段。（2）社会保障制度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增加。第一，行政主导使民生建设明显投入不足。注释: 【注释】 [1]Hans F.Zacher, Social Insurance and Human Rights, in Reform and Perspectives on Social Insurance, edited by Ming-Cheng Kuo，HansF. Zacher and Hou-Sheng Cha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p.7（2002）． [2]Id., pp 8-9. [3]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联邦制国家财政权力相对分散，地方政府承担的财政职能和支出责任比单一制国家会多些，但主要责任仍然在联邦政府。

{23}钟秉正：《社会法与基本权保障》，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也正因为不会有两个国家具备完全相同的可供利用的资源，社会权的实现在世界上不可能有完全统一的标准{5}（P.28）。理由有三：第一，一级政府就是一级行政机关，因此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可以理解为该级政府。

上级政府基于法规范的设定，通过授权或委托等形式将特定任务交付下级政府并督促其完成任务，下级政府按照法规范的规定执行任务，各级行政机关不一定必须置于同一套组织机构体系之中。执行委员会在劳动者代表苏维埃闭会期间是它的执行及号令的机关（即行政机关），向苏维埃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执行委员会实行双重从属制。由此，地方政府的双重负责关系正式成文化了。另一方面，应在分工负责原理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之下，明确下级政府违法、失责、不当行为的判断标准和法律责任规定。

这种区别可以通过地方政府的职权来源提供解释。落实双重负责条款，尤其要强调地方政府对本级人大负责的意义。

尽管《共同纲领》时期尚无双重负责的组织基础，但它是地方政府宪法地位变迁的重要起点，也是孕育双重负责规则的根本法源泉。[40]在判断事务是否具有超地方性时，一个直接指标是开展事务的资金来源。从行政系统的视角来看，下级政府向上级政府报告工作是一种取向于效率和纪律的组织控制机制。在非地方性方面，下级政府要受上级政府并最终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其基础在于行政事务的层级分工。

地方政府来自地方人大的行政权，与来自上级政府直至国务院的行政权，二者终极一致，是并行、可协调的，不应产生冲突。在未来的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中，有关组织人事、行政事务分配、执行与监督检查等方面的权力配置规则应予充实，而政府依据此类规则作出的行政行为亦应及时、主动、充分公开。在双重负责结构下，地方政府对地方人大的负责是日常化的。政府明确具备了行政机关的属性，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都是国家行政机关。

按照权责一致原则，规范垂直管理体制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使民主集中制成为双向交互的动态过程，才能丰富国家权力运行的形式与实质内涵。

就此，政府便不应行使行政权之外的其他国家权力，也不应将行政权交由政府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行使。第三，集中的极限是维持民主的底线，不能取代民主的事务领域。

在该环节，上级代议机关优于下级代议机关，上级行政机关优于下级行政机关。四、地方政府双重负责的差异化内涵 地方政府双重负责体现了《宪法》对央地关系、议行结构的动态平衡理念。[49]这也可以回应责任一体但组织却不一体的疑问。[11]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各级人民政府乃是实际上的经常工作着的政权机关。[66]但是，工作部门与其所属的政府一样，都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

那么，下级政府是否要对上级政府工作部门负责并报告工作呢？答案应当是否定的。而对于从属于本地方的行政事务，上级政府的领导主要体现为基于规则的监督，并且避免以直接方式为之，可以采取诱导、建议或评估等柔性监管方式，责任追究也应由地方人大主导。

在人大闭会期间，作为政权机关的政府，其职权与人大可谓等量齐观。[42]从政治社会学上说，上级政府听取工作报告的目的之一在于破除科层官僚制下的治理沉疴。

[67]前注[46]，王建学文，第135页。全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

可以说，政府委员会与人大的关系，本质上就是政府与人大的关系。由此逻辑推演，地方人大对地方政府的约束能力显然弱于上级政府。民主意志的实现需要平等自由的程序规则。地方政府对上级政府负责并服从国务院，是行政权体系内的下级服从上级，保证决策和执行的上下畅通，维护中央权威。

地方人大是地方人民意志的组织形式，其民主性应当定期接受本地人民的检验。在行政许可制度改革中，有的上级政府或其部门将某些职权委托下级行政机关行使，但没有考虑后者是否有能力承接。

但在双重负责条款的背景发生变迁之后，这种服从亦有新的内涵。也允许‘多对一，由基层不同机构向同一个上级机构请示汇报。

这突出了行政系统一体化领导的特点，国务院具有整体政府的色彩。这一决定再次改变了地方政府作为行政机关的性质，地方政府成为地方层面议行合一的载体，而地方人大愈发具有形式意义。

后种情形可称为辅助性负责当前，上下级政府的关系规则不免呈现出原则性强而规则性弱、政策性强而规范性弱、内部性强而外部性弱等问题。由此，地方政府的双重负责关系正式成文化了。毛泽东的两段讲话很好地反映了这一思路的两个方面。

二是地方人大未设立常委会，因此没有地方政府对本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的规定。彭真在宪法修改草案说明中指出：草案根据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原则，规定中央和地方适当分权，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加强了地方的职权，肯定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和它的常委会有权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

地方人大依法制约和监督地方政府，本质上就是支持政府履职行权，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必然要求。只有存在着组织人事上相互分离的议行关系，地方政府的双重负责才有可能。

由于国务院是全国人大意志的直接执行者，在涉及全体人民意志方面的事务上，国务院优先于地方人大。据史料记载，田家英当时讲到：不仅主席是‘执行，法院、检察署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